傢俱公司

6月26日，出租屋裡的何成琴和兒子邱宬灝。攝影 冉文
　　本刊記者/劉丹青(發自重慶、北京)
　　貴州4歲男孩邱宬灝突發惡性腦瘤之後，父親想到了捐贈孩子的全身器官，作為留住兒子的一種方式。
　　開始時，父親邱培亮的想法很簡單，孩子病到這個地步，他只圖兩樣，一、捐獻成功；二、孩子走得不痛苦。
　　可他沒想到，兩件事竟然是矛盾的。
　　如果要捐獻器官，擺在他面前可選的路不是多了而是更少了。
　　他不忍讓孩子做開顱手術，為了細微的希望冒著不再醒來的風險；他又捨不得看著孩子為了維持器官的完好，忍著給身體帶來劇痛的藥水。
　　死，還是為了捐贈痛苦地活？成了善良的父親無法回答的難題；另一方面，好心的人們不斷地涌進病房，他們遠道而來的善意，讓只求能靜養的父母感動也為難；而法律對“待捐”的涇渭分明，也讓相關的組織和醫院陷入某種有愛難助的尷尬。
　　7月8日上午，邱宬灝對媽媽說，媽媽我要走了。
　　他今年4歲，卻說出“死了”“走了”這樣的話。腦子裡的膠質瘤越長越大了，八爪魚一樣抓住腦乾，又是惡性，長得飛快。4月10日確診時只有乒乓球大小，才兩個月就長了1公分。
　　確診一個多月，病情變得更嚴重了，邱宬灝一連吐了三天三夜。兒子不好了，看上去就是三五天的事了。父親邱培亮今年38歲，想了一個星期，他覺得留不住兒子，能留下他的肝、腎、角膜也是好的。5月27日，他去當地紅會簽下了人體器官捐獻登記表。
　　但之後發生的事情遠比他以為的複雜。
　　幸福
　　4月10日，邱培亮忘不了這一天。這天起，他的人生被分成了兩段。
　　4天前，妻子何成琴就要當上老闆了。“我想再雇個人”，她告訴丈夫，“生意太好，一個人忙不過來了。”今年何成琴28歲，不用再給人打工。
　　家裡的砂鍋米線店剛做起來，鋪子不大，只容下10個人，但生意好到她“自己都說不清怎麼回事兒”。當天進的米線，當天就賣出去，她要是轉身出去一會兒，一回頭客人已經自己上手煮著吃了。
　　米線好在辣椒上。這配方是邱培亮偷藝偷來的。他人機靈，在別人店里吃到一種很好的辣椒醬，用紙巾包回來，拿到辣椒鋪讓老闆聞，“哪幾種辣椒配出來的？”
　　試了一次又一次，最後一次，兒子吃了一碗三鮮米線還嫌不夠，加了粉才算完。“這回對了！”
　　兒子邱宬灝，小名狗狗。本來要叫“帥帥”的，何成琴卻嫌叫不出口，“本來就長得好，又這麼叫，太自負了。”
　　但顯然她是得意的。
　　兒子4歲，長到了30斤，肚子鼓起來，小板凳就坐壞了3個，又長了像她的一雙眼睛，大而黑，很靈氣，什麼話都在裡面。
　　日子不算富裕，但也是體面的。邱培亮給一家國企跑通勤車，一個月5000多塊，在貴州六盤水，這是不錯的收入。
　　每天，邱培亮早晨5:30上班，晚上9:30回家，回家前，老婆抱上兒子去接他，他慣孩子，一把接過來，放脖子上扛著，臉上都是汗。
　　兒子會討巧，新學了一個舞蹈叫“蟹老闆”，輕易不跳，要跳先給一塊錢。每天晚飯，邱培亮一放下筷子，兒子就爬過來，煙遞上，火點上，從2歲點到4歲。
　　抽著兒子點的煙，邱培亮想把全世界都給他。
　　發病
　　事情是從3月份開始不對的。
　　兒子走路，左腿畫圈兒，動不動向左倒，摔了幾次之後，他不愛玩兒了，小朋友都看到了，這很沒面子。
　　夫妻倆都沒上心。米線店一個月能賺8000塊，孩子也上大班了，過一兩年就要入學，用錢的地方多。
　　4月4日這天，姑媽帶著小宬灝照了個CT，10號診斷下來，“腦乾原發性惡性腫瘤”，已經長到乒乓球大小，扁平狀長在腦子裡，已經壓迫到腦乾和右腦了。發現時已經晚期。
　　併發症很快出現，腦積水，顱內壓升高，兒子漸漸吃不進東西，一口一口地吐，一吐就是3天3夜，膽汁都吐出來。
　　確診時小宬灝還能走，5月中旬已經起不來床，腦瘤的惡性程度很高，生長飛快，一個月後，他左半身已經不能動，兩隻眼睛對在一起。
　　邱培亮天都塌了。
　　兒子完了，他知道這個。
　　一個星期里，邱培亮不吃不喝，一天3包煙，7天后痛風發作，一隻腳跛了。
　　兒子才4歲，如果他好了，長大了，4歲時曾經的病痛，他是一定會忘的；可兒子卻可能要在這還沒有記憶力的4年裡過完一輩子。
　　留不住孩子，留下他的器官也好。他四處打聽，“小孩的腎在成人身體里，兩個月可以長這麼大！”一個朋友比劃給他。
　　把這話再轉述給別人時，他幾乎是溫柔的，“與其爛在土裡，不如幫幫人。”
　　5月27日，邱培亮在貴州六盤水紅十字基金會簽下《中國人體器官捐獻登記表》，在捐獻器官一欄，他勾選了全部器官和遺體。也就是說，孩子死後就留在醫院了，什麼都不帶走。
　　在貴州，喪葬是件大事。很多人對捐獻器官抱著遲疑態度，“把我一把火燒了可以，這裡摳一塊，那裡摳一塊，不接受。”
　　捐獻全部器官，在貴州這還是第一例，經驗技術都還不足，而接壤的重慶明顯要好些，六盤水紅會告訴邱培亮，他們做過31例移植手術，把握更大。
　　那就去重慶。6月13日，六盤水鐘山區紅會秘書長餘俊東跟重慶紅會打過招呼，幾方溝通後，重慶新橋醫院派來一輛救護車。作為器官獲取醫院，他們提供了最初的便利。
　　車上一名護士，一名醫生，配備了氧氣和搶救設施。一路5小時，700多公里，小宬灝吊著鹽水全程昏睡。
　　兩方紅會協商好，孩子入住新橋醫院兒科，一旦進入死亡狀態，就啟動捐獻流程。
　　可這之後就沒了消息。
　　入院
　　當天，在重慶紅會的協助下，小宬灝住進新橋醫院。
　　病房是一個大套間，在兒科病房中條件最優，價格也最貴。床位費一天600元，加上一小時71.5元的心電監測，一天下來費用在1500元上下。知情人透露，這個費用是由醫院承擔。
　　作為第三軍醫大學第二附屬醫院，新橋醫院屬於三級甲等，在當地炙手可熱，這樣一個空間來之不易。沙坪壩一條巷子里，擠滿了從外地趕來等著入院的病人。
　　房間里電視、沙發、茶几、微波爐，一應俱全。接待他們的是泌尿外二科的許醫生。在所有器官的獲取和移植中，新橋醫院最擅長腎移植。
　　當時，小宬灝病很重，完全是“快死的狀態”，天天喊疼，什麼都不能吃，兩個眼睛無法聚焦，一邊抽搐一邊發出含混的笑聲。
　　他看起來已時日無多。
　　入院時，邱培亮的想法很簡單，孩子病到這個地步，他只圖兩樣，一、捐獻成功；二、孩子走得不痛苦。
　　他沒想到，兩件事兒竟然是矛盾的。
　　事情比邱培亮的最初預期複雜很多。他發現，要給出的不光是兒子的遺體，甚至是孩子最後的安樂時光。
　　剛入院時，小宬灝吐得很嚴重，一點兒東西吃不進。為了兼顧器官機能，醫院在營養液里增加了某些微量元素，乳白色，濃度高，孩子疼得死去活來。
　　疼是因為含有鉀，輸入靜脈會有痛感，“大人都怕”，母親說。
　　4歲的孩子血管細小，從早晨10點掛到次日中午12點，一掛26個小時，嘴裡只有一個字：“疼”。
　　稀釋一點兒可以嗎？不行。“鉀的濃度不是按照你的耐受度來定的，”許醫生告訴《中國新聞周刊》，他負責新橋醫院泌尿外二科器官移植事宜，“為什麼設定這個濃度，不是從疼痛感來判斷合不合適，要看補進去的速度夠不夠，他(體內養分)流失的多，短時間內要補的就多”。
　　“這很殘忍。他要做一個取捨”，許醫生說，“可如果他要捐獻，擺在他面前的路就很少”。
　　要麼開刀。腦乾不比別處，神經豐富，影響著整個的呼吸、語言功能、運動控制能力。很可能手術後再也醒不過來，或留下永久的後遺症。
　　“開顱，切掉，切完再用伽馬刀”，邱培亮不忍讓孩子走這條路，“那個伽馬刀，把孩子的頭放進鐵框子里，四根鑽子鑽進腦袋，割了又長，長了再割，太受罪。”
　　可不開刀就兩條路：長痛或短痛。短痛就是不輸液，不維持，由著孩子嘔吐、衰竭，走得快，受罪少，但器官可能受損。
　　長痛就是眼下的這一種，打營養液，維持糖水、鹽水、電解質，保證孩子最後是死於腦瘤，而非器官衰竭。
　　許醫生說，這治療完全是維持性的，對孩子根本性的好轉沒有任何幫助。但可以保證捐獻成功，代價是，小宬灝的最後時光將在痛苦裏度過。
　　“他還會存在很多癥狀，想吐、頭疼，沒法活動，煩躁，這讓父親覺得，多一天就多一天的痛苦。”
　　邱培亮選了後者。
　　下這個決心他用了半個月，夜裡一個人點上煙，一包接一包地抽。
　　死，還是痛苦地活著，對邱培亮來說，這真的成了一個問題。他不知道哪樣對兒子才是好的。心疼了或失控時，他也告訴過許醫生：“長痛不如短痛，不輸液，不脫水(註：腦瘤造成了腦積水)，痛一兩天，器官衰竭就衰竭了，能用就用，不用就算了。能不能捐上天說了算，我們別干預了。”
　　捐獻是一件善事。但兒子的疼痛讓他脆弱。
上一頁1234下一頁